徐时仪 | 《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后记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时仪所著的《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13BYY107)和重点项目“朱子语录词语汇释”(18AYY018)的部分成果,旨在阐述古白话词汇研究成果,着重体现近二十年来研究的新进展、新创获。
今刊作者后记,以飨读者。
后记
文 | 徐时仪
人生说来真是颇多感慨,1966年我小学毕业,自一年级起一直担任班长、语数成绩几乎门门满分的我正准备报考重点中学,却惨遭“文革”浩劫的腥风血雨而失学。学校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一年多又复课闹革命,闹来闹去,不用考试,就近分配进了中学,然后学工学农学军折腾了一番,居然也算中学毕了业,而成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一员。1970年4月3日,年仅16岁的我被扔到江西插队落户,此一扔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漫漫八年,虽多次获县和公社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优秀奖,但繁重农活压驼的稚嫩背脊却再也难以挺起。这八年插队生涯尽管无书可读,可我心中总憧憬着要是能再有机会读点书,那有多好!1977年总算否极泰来,舐犊情深的父母来信鼓励我报名参加重新恢复的高考,兄姊四处搜寻有关高考的复习资料。父母、兄姊竭尽心力不辞辛劳地抄录了一张又一张模拟试卷,摘录了一张又一张资料卡片,几乎每星期都不间断地及时邮寄到我手中。于是每日收工以后,在千里之外父母眷眷爱意和兄姊浓浓亲情的笼罩中,我开始伴着如豆的青灯温习迎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在全县三千多名考生仅录取六名的第一轮招生中我有幸脱颖而出,奇迹般地进入大学的殿堂,开始了我的第二个学生时代。更值得庆幸的是,1980年适逢《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招聘编纂人员,我应聘得到录用而与《汉语大词典》结缘。1985年我又有幸考入上海师范大学首届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班深造,1987年留在校古籍研究所任教,从而进入了教学科研的学术殿堂。
一
学术研究成果与创获
我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后,在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力求文史哲兼通,深感从事学术研究的核心是一个“实”字,即治学严谨扎实,下实功,做实事,而迄今为止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理论的阐发还是文本的解析,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也必定是以实学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的。我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古白话文献中俗语词的考释,一是辞书文献的考证研究。我认为辞书文献记载反映了考释研究汉语词义的成果,古白话文献则是当时口语俗语的实录。这些文献叠置着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新词新义,旧义的延续和新义的诞生共存于同一平面,客观上如实反映了汉语新旧质素并存共融的使用状况和文白演变的趋势,尤其是“雅”与“俗”之间的双向交流体现了语言的演变趋势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文言由盛而衰,白话由微而显的鲜明时代特色,蕴含着形成并持久地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
我在学术上的研究起步于古白话俗语词的考释,1981年曾与家父一起负责收录提供了《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朱子语类》的一万多条书证,由家父帮助逐条摘录誊抄,在此基础上曾陆续考释有近千条词语,撰有《宋儒语录词语汇释》和《〈朱子语类〉词语汇释》初稿。
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确定选题很重要,选题必须有发展的深度,要有进一步的生长点。一个好的选题大多可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或薄弱环节切入,也可从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着手,直接从学科前沿切入。从一个好的选题入手写论文就好像进入了一座富矿,既能从一个点切入开始研究,又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石,由一个点扩展到更多的点,不断深入,进而连成一片,点面结合,由一篇论文到系列论文,由一本小册子到一本专著和更多的专著,不断深化,不断开拓。选题选对了就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接下来只要循序渐进,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系统探讨。我在着手撰写硕士论文前曾拟了涉及文史哲方方面面的二十多个选题,逐一查考相关前期成果和探讨可达到的预期成果,这看似是很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笨人笨办法,实则借对这些选题取与舍的比较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不仅使我确定了以考察古白话专书文献的语言为硕士论文选题,而且大致形成了探讨汉语古今文白发展演变趋势及其机制的初步设想。记得当时拟以朱子语录作为论文选题,撰写中发现今传本《朱子语类》是在《池录》《饶录》《婺录》《饶后录》《蜀类》《徽类》《徽续类》《建别录》等基础上汇编而成,学界已有的研究多依据今通行明成化刊宋代黎靖德编140卷《朱子语类》或清代张伯行《正谊堂全书》所辑8卷本《朱子语类辑略》,往往误把后时资料当作同时资料,而理清《朱子语类》由语录至语类的成书过程更是确定语料确切年代必须做的前期工作。由于存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前朱子语录原貌的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早期《朱子语类》传本的朝鲜古写徽州本藏于日本九州大学,当时都还难以一睹,而正好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中土一度失传的慧琳和希麟所撰《正续一切经音义》,遂以此作为专书文献进行探讨,撰成硕士论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经音义〉》。[1]
1
佛经音义
《一切经音义》集《说文》系字书、《尔雅》系词书、《切韵》系韵书及古代典籍注疏的字词训释于一体,上溯坟典,下稽方俗,多以当时人们所熟知的词语来诠释佛经中需要解释的字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汉唐所用词语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保存了更多的不为其他高文典册所载的活语言现象,且引用了大量汉唐文献溯其渊源,保存了汉唐文献和不少今已失传古籍的原貌,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学、艺术、中外交往史等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而其所引用的汉唐典籍和佚书是古籍整理和辑佚的宝库,辨析的异文俗体是研究文字学的宝库,标注的异切方音是研究音韵学的宝库,诠释的方俗词义是研究词汇学的宝库,成为我国传统古典文献中的瑰宝,在文献学、语言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是唐释玄应所撰《众经音义》,玄应对慧琳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慧琳不能不涉及玄应,且《众经音义》版本源流更为错综复杂,非浅尝辄止者可探得其奥要,因而我一直想要溯源探流,顺藤摸瓜,遂搜集了凡国内外能见到的相关资料,以丽藏本为底本,以碛砂藏、金藏、敦煌和吐鲁番写卷、狮谷白莲社本、圣语藏和石山寺、金刚寺、七寺、西方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所藏写卷等为参校本,逐词考斠了玄应、慧琳和希麟所撰佛经音义现存各传本的渊源及异同,考察了这三部音义所引数百种典籍与传本的异同,撰成《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2],又在考斠比勘所得基础上爬罗剔抉,运用文献学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由慧琳转录玄应所撰部分与慧琳自撰部分的区别溯及《玄应音义》各本的考探和词汇扩散理论的推衍,探讨了“打、忙、怕、闻、帐、开心、睡觉”等常用词古今演变的线索,进而涉及佛藏的渊源流传和汉语文白的演变,撰成博士论文《玄应音义研究》,[3]又在佛经音义这座富矿中刨根究底,著成《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和《佛经音义研究通论》。[4]
2
朱子语录
与佛经音义相似,朱子语录也是一座富矿,不仅堪称研究朱熹思想和宋代语言的一块璞玉,而且在文献学、哲学、宋史研究和思想文化等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朱子语录涉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也是宋代文人口语的实录,既有宋代的方俗口语又有历代的文言雅语,既有直录的原话又有转述改写的通语,提供了研究汉语文白演变和词汇史的珍贵实录,尤其是朱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讲学内容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的门生记录,同一内容的表述用词不尽相同,门人弟子所记又各有侧重,或详或略,有同有异,来自同一地域的不同门人所记也或有不同,来自不同地域的门人更难免有同有异,且明清刊印的传本也多有异文,年代大致可考,形成互补,往往文白相间,雅俗共存,提供了前后相近的几个时间点上语言变或未变的珍贵线索,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又反映了宋至明清的语言演变。我在研究佛经音义的同时,近些年来已陆续搜求齐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和日本九州大学藏徽州本《朱子语类》以及韩国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注释的《语录解》等相关资料,终于得遂夙愿,以日本九州大学藏朝鲜古写宝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语类》与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为底本,以明成化九年陈炜覆刻本和万历朱崇沐刻本等为参校本,编校了《朱子语类汇校》与《朱子语录》,[5]从而在此基础上阐幽抉微,理论和实证并举,时间上贯通古今,地域上贯通方言和通语,考释了数千条词语,撰成《〈朱子语类〉词汇研究》[6]。
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学习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边学边探索的过程,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一直都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传统训诂学重视的是先秦两汉的旧诂雅言,几乎很少涉及白话口语词。至于就某一历史阶段而言,产生了哪些新词新义,哪些是沿用至今的,哪些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的,期间有什么规律可循?现代汉语中大量的常用词是如何成词及发展演变的,有何规律?诸如此类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圆满的答案。造成汉语词汇学研究滞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白话语料来说明词义的变迁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大量白话词语的考释停留在零星琐碎的层面,未能会通文史对某一时代、某一典型白话文献进行整体观照。[7]由于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既有各地言与言(口语与口语)的歧异,又有古今言与文(口语与书面语)的歧异。长时期的言文分离,既给探索汉语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演变规律造成一定的困难,又使突破这一困难成为汉语史研究乃至语言学研究中最引人入胜的课题,尤其是语言的词义系统实际上是整个客观世界与人类主观精神凝结的体系,具有反映外界客观事物的功能。垣内景子《关于〈朱子语类〉的记录—口头语和书写白话的关系》一文中向中国学者提出如下问题:“怎么区别或怎样感觉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差异?白话资料有什么样的文言资料所没有的价值?”[8]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责无旁贷,应该也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在探讨白话文怎样取代文言文,辨析现代汉语的词语怎样由上古演变而来,揭示文白演变的内在规律和不同阶层雅俗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创获。上世纪初汉语的文白转型不仅完成了汉语表述系统的重大变革,而且还隐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研究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单纯地、分散地分析客观存在的有关文字、音韵、训诂的素材,而是首先需要揭示并综合这些素材所构成的体系、结构、模式和规律,建立一个完整的语言理论的系统,发现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力求科学地阐明汉语的特点和演变的系统,系联其发展的历史,探明其发展演变之所以然,“明其理”,“得其法”,从而揭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地指导语言文字的研究。我在探讨佛经音义和朱子语录所载东汉至唐宋的语言现象时逐渐意识到语言含有言语意义和语言意义,言语的变化影响语言的变化,语言吸纳言语的变化从而形成了语言的古今演变,构成汉语史的主体。我认为一部汉语史也就是言语与语言的演变史,言语与语言的演变是贯穿汉语古今发展的主线,进而力图从文白此消彼长的角度着眼,张皇幽眇,从共时语料中进行历时的语言演变分析,探讨汉语由古至今的发展中为什么变、怎样变、为什么这样变而不那样变的发展规律和不同阶层雅俗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著有《近代汉语词汇学》《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语言文字》《汉语白话发展史》和《汉语白话史》,[9]又在考察汉语语文辞书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撰成《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10],并选取所撰研究古白话文献和词汇系列论文中的36篇结集为《学海先飞》[11],以寓学海无涯,唯有锲而不舍,人一己百,笨鸟先飞之意。
二
治学心得
我从教三十多年来,指导的学生已有9位的论文被评为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1位的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看到学生学有所成是我最快乐的事,看到学生发表论文和获奖比我自己发表论文和获奖更让我高兴。我为他们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鼓劲,为他们荣获的每一项成果喝彩。随着岁月的消逝,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离我而去,犹如匆匆过客,虽似鸟儿飞过天空而未在空中留下痕迹,但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历程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我深感研究型的大学不只是教师做学问,更重要的是教师要授人以渔,带领学生治学做学问,引导学生进入学术之门,鼓励学生与自己一起思考,一起探索,有抱负有追求,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学到真知灼见,做出象牙塔尖上的真学问。
1
治学主张
就治学主张而言,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首要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研究要立足于第一手语料,而掌握运用第一手语料的基本看家本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小学的功底,即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我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基础,也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基础。不管研究的是文还是史,不管研究的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要有小学的功底。小学的功底越扎实,学问也就能做得越好。
二是文献的功底,即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知识。语料的熟悉积累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凡从最能发现问题的比勘某一文献不同版本的异文入手做起,一定会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浮光掠影就只看到些皮毛了。
三是文献的积累,即宽广的阅读面。阅读面的宽广有裨于拓宽知识,而广涉经史子集,熟读经典,古今中外的名著读得越多知识面越广,在研究中就能思路开阔,触类旁通,文思泉涌,由此及彼,左右逢源。[12]
四是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尤其是微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宏观综合把握的能力。我认为读书要活读,要有自己的思考,即善于分析和综合,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得有动手的实践能力,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如研究汉语词汇,就要从研读第一手文献摘录相关语料做成卡片入手。现在有了电脑,数字化技术给治学带来了诸多便捷,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语料库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相关的语言资料,但电脑不能代替人脑,还要有平时关注考察语言现象的积累,要对所据文献不同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语言现象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等了然于胸,充分利用各本的异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其次是要有史的发展和比较的观点,既要对前贤时哲已有成果了如指掌,又要有原创意识,注重立足于文献语料的分析和理论思考,拓展思维空间和思维方式,善于提出问题进而挑战难题。在学术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是不落前人窠臼而有所突破。如研究汉语词汇,就要把词汇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勤于思辨,以审视的眼光评述已有成果,重视心灵的体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考察汉语词汇系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探讨现代汉语的词语怎样由上古演变而来,白话文为什么会取代文言文。从而发现问题,层层严密论证,从理论层面揭示语言←→人←→客观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关联,探索汉语词汇发展内蕴的规律、动因和机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任何一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命题或结论都可能不是那么无懈可击的,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中。从事学术研究要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进行新的探索,有所创获,补充、修正或否定已有成说,得出更接近真理的新的结论。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向前推进。如王士元提出了著名的“词汇扩散理论”,我们在考察了经史子集数百种文献的基础上,考探了同一文献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反映的词汇变化所代表的不同时间上的语言状况,进一步指出历史材料也有可能提供时间上的连续性。词汇扩散是一种以变异和选择为基础的语言进化过程,它不仅在语音的历时变化方面出现,而且也体现在语言的其他方面如词义和语法范畴的演变中。因此,根据词汇扩散理论,依据同一文献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可以考察语言变化的连续过程和词汇的兴替及语法的演变。
2
治学方法
就学术研究的方法而言,实质上也是一个“实”字,即站在学术的前沿,不仅把传统的文献考证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从穷尽性地掌握第一手语料着手,以中土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等多重论据进行论证,而且贯通古今,融会中外,以小见大,尤其是不论治语言还是治文或治史,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必然会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只有文史哲会通,才能扩得开,收得拢,既有广泛的阅读面,视野开阔,又能始终扣住自己研究的重心,围绕自己的研究重心进行不断深化的探索。如朱熹融儒、释、道于一体,集理学之大成。我们研究《朱子语类》的词语则既要了解朱熹思想演变的脉络和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方方面面,又要紧扣《朱子语类》反映当时语言使用状况和雅俗共存的特点,宏观上从词汇史的角度和汉语文白的演变趋势着眼,微观上从古今词义的演变过程着手,考察《朱子语类》传承的雅言旧词和新产生的白话口语词概貌,探讨《朱子语类》中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衰亡,勾勒《朱子语类》文白新旧质素杂糅共融的词汇系统,辨析新旧系统及其成员的存在方式,探讨新旧形式的使用状况和演变趋势及其兴替原因,发掘各本异文蕴含的语言演变信息,着重考察常用词的传承和兴替,探析一些词组的成词和词汇化轨迹,进而揭示从上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中语言新旧质素共融交替的演变线索,探索汉语词义系统古今的兴替和文白演变的内在规律。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新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信息的网络化正在推动全球趋于一体化,而文化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王力曾指出“每一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其他科学部门有联系的”,[13]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和媒介,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人类经验智慧的宝库。语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每一点进步也都会在语言中留下清晰的印迹。语言既可指称和反映现实,同时又是意义的创造者。在人类各民族语言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语言会非常敏感地对一个民族生活环境的变动和社会的变迁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动一旦确定就会形成一种语言观念左右和决定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语言构成了文化最为深刻的基础,语言体系的形成即文化类型的形成,语言的承传亦即文化的承传。新世纪的汉语研究如何顺应现代化的国际潮流而更新强化自身生活世界的话语权和价值取向,这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寻求答案的重要课题。中国语言学要创新,变革是必要的,吸取适合中国实情的新学也是必要的,然意识到要变革,还要考虑怎样变革,即传统的更新何去何从,怎样才能融入新学而贯通古今中西?西化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化,似乎不西化就没出路,但舍去自身传统的西化更没出路,较好的选择应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的现代化,[14]这才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正途。知无涯,学无涯,学问之道重在传承,治学之道贵在创新。没有传承,存在就失去了基础;没有创新,发展就失去了动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传承就没有发展,原创性理论就没有生长的土壤,学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建树。语言学的科学发展既需要新世纪新的当代意识,也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在传承中发明,融文化传统于现代,发掘我们民族发展勃发生机的源泉,而文献典籍中蕴含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依然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我国语言学发展的灵魂所在。
学术研究的本旨就在于发现真理,就是要对客观世界中纷纭复杂的现象作出解释,寻索其所以然。如果牛顿仅仅满足于观赏描写苹果落地这一物理现象而不寻求解释,不思考研究其所以然,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万有引力定律;如果达尔文只描写生物演化的各种事实而不苦思冥想其内在规律,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真理。汉语白话史是活语言的研究,反映了汉语古今演变的主导趋势,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上可以说尚有很多的发展空间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拓,而治学只要紧扣一个“实”字,就能让现实中的人们在回溯传统中认清事实真相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获得内心的充实和学问的长进。
记得我刚略懂人事,家父家母就告诉我要敬惜字纸,要有敬畏心,要学好,要做好人。父母的教导于平白朴实中内蕴纯真深奥的哲理,代表了天下所有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期盼。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好人,每一个人都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是和谐美好的。我在拙著《玄应〈众经音义〉研究》补记所附《幻梦成真》小文中曾说:“人生最令人扼腕感伤的事大概就是年轻时想读书而不能读书。有的人不想读书,那自当别论,而想读书的人读了小学自然要读中学,读了中学也自然想继续读大学。”“可是遗憾的是在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失去了这一做人的最为基本的权利,上大学学习对那一时代的莘莘学子来说只能是一个白日的幻梦而已。”“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上大学学习是每一个愿意进一步深造的高中毕业生最基本的权利,这本不应是幻梦。我们不需要幻梦,我们需要的是人的尊严和真善美的现实。经过寒冬的人倍觉春天的温暖,失去学习机会的人当然更加珍惜重新获得的学习权利,经历失而复得的磨难,今天我求知求真的欲望显得更加强烈。”三十年来我在日积月累的研读考斠中越来越深感佛经音义和朱子语录等古白话文献的广博犹如深山大海,非三五十篇硕博论文渔猎可尽。近年来佛经音义和朱子语录等古白话词语的研究已成为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而诚如《朱子语类》卷四载朱熹说:“气有清浊,人则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在治学和为人上,清者不畏崎岖山路,不畏艰辛劳苦,不断攀登,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扎扎实实的真学问,活出生命的精彩和人生的价值;浊者却毫无敬畏学术之心,不择手段蝇营狗苟,混学位混职称,更有甚者以剪贴拼凑为“学术”,混淆视听,败坏学风,不惮自露门外汉之丑而贻笑大方,所作所为禽兽不如,人所不齿。所幸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凡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无不是建立在扎实的语料与实学实证基础之上,而人在做天在看,天道酬勤,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我将继续不懈地上下求索,做鲁迅先生所希望国人自勉和与人共勉去做的那种默默耕耘的真正脊梁骨,冀在古白话文献和词汇研究上有更多的新创获。
三
《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
(增订本)成书与出版
人总是由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求知也总是由懵然无知到茅塞顿开,由渐悟到顿悟,由勤思苦学而豁然开朗。我从1981年参加编纂《汉语大词典》至今孜孜矻矻于古白话文献和词汇研究,在汉语词汇浩繁的多元异质现象面前,既深感这一领域大有作为,如行山阴道上,循其所以然而渐入佳境,也常深感学无止境,时不我待,尚有许多空白未能填补,尤其是考斠的功夫不在于罗列异同,而在于勘定是非,没有精审周密的考斠,就无法切实保证所做研究的准确可靠。我在点校《一切经音义》和《朱子语类》后才深感自己学识不足之甚,如有关佛教义理、理学名词和梵语音译词及人名地名等皆颇多难点难断之处,都必须勉为其难地逐一解决。自己虽力图达于完善,然限于学识和能力,且佛经音义和朱子语录的篇幅皆庞大繁杂,难免前后有失照应,或有误点误校之疑,其中甘苦正如禅宗祖师所说,如人饮水,亲有体验才能冷暖自知。本书的撰写亦前后长达十年,2000年拙著《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出版后在学界得到好评,2008年川山兄曾约我再出修订版。在修订中发现2000年以来古白话词汇的研究已成中古和近代汉语研究的热点,成果甚多,而自己的研究也续有深化,遂于2011年以《古白话词汇研究史论》为书名开始撰写。初稿撰成后感到所述所论尚多为自己的管窥蠡测,实际上仍名为《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当更切合,又承新春兄、桂林兄和叶军女史关心惠约,谨不揣谫陋,以此作为承续2000年版的增订新版向学界同仁求教。
研究学问好比接力赛跑,人人都得把前人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继续前进,尤其是本书作为一本论述古白话词汇研究的书稿,理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综合反映当前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前贤时秀已有研究成果上有所开拓。因而书中虽不乏笔者数十年来研究所得之陋见,但所论不可能都是笔者的独创,引用的材料也不可能都是笔者自己所发掘,尤其是初稿中的古白话概述和研究语料等部分内容为授课所用教材,曾参考了《古汉语词汇纲要》《简明汉语史》《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等论著,其中引用前贤时秀有关论述及例说时,除多已随文逐一注明外,或有融入自己论述之中而未能一一注明之处,再加又几经修订,亦或有漏加注明之处,但主要参考文献已在书末逐一列出,特说明非敢掠美之意。书中引用前贤时秀的论点时为节省篇幅,省去了先生之称,在此谨向所引论著的作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本书初版承蒙张斌先生欣然赐序,勉励有加。先生的赠序情意深切,对于古白话词汇研究的深入进行富有启迪意义,奖掖后学潜心探索古白话词汇之期望更是溢于字里行间。诚如张先生所说,古白话词汇的研究成绩不少,空白区域也很多,还有待语言学者的共同努力来弥补这些空白。我们这一代学人任重而道远,自当不负诸位前辈学者的厚望和勉励,孜孜矻矻,不断求索,从而进一步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13BYY107)和重点项目“朱子语录词语汇释”(18AYY018)的部分成果,也是在学界同仁们多年来关心下的研究结晶,又蒙友生刘静静女史及川山兄、宏艳女史、桂林兄、朱俊玄主任和徐童兄等精心审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从而使拙稿的修订更为完善。友生吴亦琦、金瑞、熊润竹、潘牧天和刘静等亦热诚相助核校清样,皆有补益。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徐童兄与静静、亦琦女史倾心尽力,热诚襄助,用力甚勤,是正良多。值本书完稿之际,谨在此深致谢忱。
本书用简体字排版,引用有些文献例证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也许简化得未必适当。限于水平,书中论述或有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及疏失不当之处则由笔者负责,谨不揣谫陋而抛砖引玉,祈请方家同仁指教赐正,冀后出转精而有所裨正。
徐时仪
2017年12月8日初稿2020年10月18日定稿
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注: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小标题为本期编辑所加。)
[1] 《慧琳音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 《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2012年修订版;2020年新版。
[3] 《玄应〈众经音义〉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玄应音义研究》,德国金琅学术出版社,2016年版。
[4]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佛经音义研究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5] 《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朱子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6] 《〈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7] 鲁国尧《中古汉语研究与“决破罗网”》一文提出“文史语言学”这个名称,指出:“利用文史资料研究语言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南北朝时期,通语、方言、语言接触、语言影响、社会语言的传播、底层大众和上层官员之间的语言差别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们的中古汉语研究就更丰富、更多彩。”参《励耘学刊(语言卷)》2013年第2期。
[8] [日]垣内景子《关于〈朱子语类〉的记录—口头语和书写白话的关系》,《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 《近代汉语词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语言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 《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
[11] 《学海先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
[12] 我能有幸熬过“文革”文化荒漠的浩劫而在学术研究上所获较丰,主要得益于所读大量中外名著内蕴哲理的潜移默化。
[13]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14] 参拙文《略论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图书信息★
《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
徐时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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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全书立足汉语词汇研究的前沿,贯通古今中外,充分运用大量古白话文献的新语料和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考察古白话词汇的来源、结构和特点;探索词义古今演变的轨迹;从词语类聚着手来探讨汉语词汇和词义系统等,进而论述文白此消彼长中汉语词汇承古启今的发展过程,阐明词汇是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多元异质系统,揭示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价值取向及主导趋势。
★目 录★
前言
绪论
第一节 古白话书面语系统
第二节 古白话词汇研究的语料
第三节 古白话词汇语料的使用
第一章 古白话词汇概貌
第一节 古白话词汇的来源
第二节 古白话词汇的结构
第三节 古白话词汇的特点
第四节 古白话词汇的分期
第二章 古白话词义的演变
第一节 词义分化
第二节 新陈代谢
第三节 单音词的发展与复音化
第四节 双音词的发展与词汇化
第五节 习语俗谚的发展及其词汇化
第三章 古白话词义系统
第一节 古白话词义网络系统
第二节 古白话词语类聚系统
第三节 词语类聚文白演变例释
第四章 词汇系统的文白转型
第一节 常用词的文白兴替
第二节 通语的南北分合演变
第三节 明清圣谕宣讲与通语传播
第四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第五章 文白演变的动因及取向
第一节 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思想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 思维与交际的促成
第四节 语言接触与民族融合的推动
第五节 平民意识的萌发
第六节 古白话词汇演变的价值取向
第六章 古白话词汇与词典编纂
第一节 古白话词语考释与词典编纂
第二节 古白话词汇研究方法
第三节 古白话词语考释实例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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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徐时仪
徐时仪,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论著《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朱子语类〉词汇研究》获“王力语言学奖”,《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朱子语类〉词汇研究》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汉语白话史》《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等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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